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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构晚清记忆:来自世纪末的焦灼与恐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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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构晚清记忆

来自世纪末的焦灼与恐惧

文:马勇  编:先知书店


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,也就是说,大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已有一百年的时间了。相对于大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而言,一百年绝对不算短,然而对那段历史,尤其是晚清十年、二十年的历史的研究,我们似乎越来越模糊,越来越不得要领。晚清的历史有些显然被妖魔化了。


……


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,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当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。列强通过这场战争强行进入中国,强行将中国拉入世界一体化的轨道,中国在屈辱中被迫踏上了走向世界之路。


经过1860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向西方学习,应该承认大清王朝已经从先前的衰败中走出,正统史学家说那些年是历史上的“同光中兴”,或许稍有夸大,不过实事求是地说,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,大清王朝确实恢复了一些往昔的气势与实力,确实敢于对列强开口说不,动辄表示不高兴了。


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其实只是将中国推向一个正常国家,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一个正常国家。经济实力的突然增长使那时的中国人产生了莫名其妙的虚骄,然而经过一场并不太大的军事冲突,庞大的中华帝国重演了半个世纪之前的悲剧,竟然被东邻小国日本轻而易举地打败。


东邻日本在过去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国最忠实的学生,只是到了近代,西方势力东来之后,才突然转身向西,脱亚入欧,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发展,竟然真的在远东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国家,并一举成为中日战争的战胜国。



对于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的选择,中国人自始就不以为然。聪明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西方的东西值得全部照抄照搬,更不值得尽弃其学而学焉。所谓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,就是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的主体性,强调中国之所以学习西方只是适应形势,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,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。


中国的政治体制、纲常伦理等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和优长之处,这是中国文明的财富,自然不能随便丢弃。所以,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,并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政治体制、改造自己的政治体制。


一个庞大帝国败给小国,实在是一件太跌份的事。知耻而后勇,是中国圣贤几千年的教诲。所以在甲午战争后,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再出发,其目标、榜样,就是那个素来被中国人瞧不起的“小日本”。稍后所发生的“维新运动”,很显然是要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,要像日本那样重构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。


中国走向维新之路当然是一个正确选择,然而中国人的焦灼意识和世纪末的恐惧在那时非常强烈。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,中国却希望三年完成,这就不免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恐慌。激进与保守、稳健与鲁莽,在1895年之后成为国内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分野,上自朝廷,下至百官,在这些方面大概都是各有各的看法。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。


然而,康有为不这样认为。康有为的焦灼意识使他认为朝廷内部有一个顽强无比的守旧势力,因而中国要进步,只有彻底摧毁这个守旧堡垒。他不仅这样认为,而且这样做,于是在1898年秋天,他试图运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变革的障碍,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,清除出局。



清廷以暴易暴的强势镇压,不仅严重挫伤了改革者的政治热情,而且使清廷内部的政治势力发生了异变和调整。作为大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满洲贵族在这之后确实在思考一个问题,即中国的变革究竟是为了什么?他们不愿重演戊戌年间的政治故事,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切变革都必须以维护满洲贵族统治为前提,任何有可能损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的行为都必须制止。


于是,在189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,统治者试图利用排外主义情绪化解国内危机,然而事与愿违,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差一点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江山。


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,中国在列强的压力下,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。新政、预备立宪、钦定宪法,等等,在短短十年间相继出现,中国距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不过一步之遥。


当然,任何政治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,任何政治统治者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都很难持久地主动变革。政治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于政治反对派。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,真正推动清政府进行大规模政治变革的动力,其实就来自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。


革命与改良确实在那十年间进行着激烈赛跑,改良终于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内讧中走向终结,孙中山原本“一个人的革命”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和统一行动,清政府终于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埋葬。



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,也是有效的。只是这场变革毕竟是在与革命赛跑,因而在那十年间,双方的相互攻讦在所难免,相互夸大的指责往往掩盖了历史真相。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,因而我们在民国之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,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败反动的一面,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善意妖魔化了。



近代中国是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碰撞的非常之中国,也是一个从器物到观念进而到制度的变革之中国。如何理解这个中国,如何把握其歧路复歧路中的波诡云谲与沧桑正道,这是一个困扰历史学家的时代命题。


马勇老师以其独特的视角,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。他的新作《叠变:鸦片、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(1840-1915)》从两个独特的角度讲解中国近代史:


· 从文明史的视角揭示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与应战之道;


· 从社会史的视角探索近代中国变革的内驱力与政治逻辑。


本书捋顺75年的关键事件,把1840-191575年里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细节一一呈现给读者鸦片战争、洋务运动、甲午海战、戊戌变法、庚子之难、皇族内阁、辛亥革命......读这本书,可清晰把握晚清及民初的历史脉络。


此外,阅读本书能够看到自大航海时代以来,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下,中国是如何迎接挑战的;能够看到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在各种不得已的处境中如何推动变革的;能够看到甲午海战后中国频繁变革背后的政治逻辑与社会因素。


马勇老师是国内少见的有着深厚思想史基础的历史学者,他的作品既有宏大、深刻的历史叙事与洞见,又有温情、细腻的细节描写与共情力量,特别值得细细品读,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多位史学大咖倾情推荐:


余世存:跟富国强兵或器物、制度、文化等变革阶段的论说不同,马勇先生提供了现代化这一历史范式命题......在当下逆全球化的阶段,在现代性话语式微、现代化等观念淡出人们视野之际,作者提供的历史镜像极具现实参考意义。


高全喜:中国现代化之艰难卓绝、偶然变异之不确定、世界大势之不可抗拒,凡此种种及其内在因缘逻辑,俱在其中,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。马勇教授的这部史论结合之佳作,值得一读。

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,并有幸获得马勇老师亲笔签名版,签名版数量有限,长按下图,识别图中的二维码,即可购买收藏(还可在规格中选购:“马勇作品二书”全签名版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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